金融市场劲吹暖风 世界经济复苏渐入佳境?
如果说前几个月还只有中国不时给全球投资人带来惊喜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则可谓“全球开花”:过去几天,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及印度的关键制造业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好转,而美国楼市也继续传来好消息。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投资人对经济在年内复苏的信心。
作为信心回归的体现,全球金融市场过去几周持续向好:在亚太股市升至半年新高的同时,美股也在本周一举收复了年初以来的所有失地;国际油价本周亦达到了年内迄今的高点,而国际金价则重返900美元大关。
制造业指标齐上升
制造业向来是反映经济活动的“晴雨表”,而在过去几天,全球几大经济体先后发布的重要制造业指标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回暖迹象。
过去几天,中国、印度以及欧洲均发布了制造业数据。其中,中国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4月份出现连续第五个月回升,而民间的PMI指数也迎来了九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在印度,4月份PMI指数亦从3月的49.5升至53.3,为七个月来最高点。
欧洲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份制造业活动继续萎缩,但降幅创去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4月PMI指数触及36.8的六个月高点,预示欧元区内主要经济体衰退最严重时期可能已经过去。欧洲被认为是这轮危机中最可能拖全球后腿的一环,IMF对欧洲经济给出了今明两年都将萎缩的极度悲观预期。
在此之前,美国在上周五发布了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报告显示,4月份美国ISM制造业活动指数亦大幅跳升至40.1的六个月高点。自去年12月触及新低以来,该指数已连续四个月上升。
令投资人倍感鼓舞的还有美国不断出炉的利好数据,本周一,又有多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发出回暖信号,包括二手房数据和建筑开支报告。3月份美国二手房签约销售指数大幅上涨3.2%,创下去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也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上升;3月份美国建筑开支在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之后转而增长0.3%,表现好于分析人士预期的下降1.5%。此外,美国的最优抵押贷款需求第一季度罕见上升,为2007年以来首见。
年内复苏预期增强
即便是刚刚发布的大大弱于预期的GDP报告,也可以从中找到正面的信息。尽管第一季度美国GDP降幅高达6.1%,远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下滑5%,但令许多经济学家意外的是,个人消费支出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4.3%后,第一季度意外增长2.2%。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发布的一系列数据都继续为有关美国经济衰退已见底的观点给予支撑。全球透视机构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高尔特表示,就楼市而言,他认为已经接近触底。瑞穗证券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夫则指出,周一公布的数据“符合市场对于经济将在下半年复苏的预期”。
美国官方则在不断强化公众的信心。美联储两位高官本周一都表示,美国经济有望在今年底走出衰退。亿万富豪巴菲特周一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他对未来抱有“极大乐观”,并表示看到房地产市场有转折迹象。在“股神”看来,这场动摇了美国人信心的经济衰退正在走向结束。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人近期也频频公开发表对经济的正面评价,奥巴马更是一周内多次强调,已看到经济显露出“希望的曙光”。
金融市场春意渐浓
经济复苏预期增强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全面回暖。不管是股市还是商品市场,都纷纷创出阶段新高。
在利好的房地产数据带动下,4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涨幅均超过2.5%,道指和标准普尔指数均创下四个月来的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飙升29.72点,收于907.24点,涨幅3.39%,为4月9日以来的最大上涨点数和涨幅。至此,标普500指数成功收复了年初以来的所有失地,今年迄今为止累计上涨了0.44%。过去两个月间,美国股市出现上一轮牛市以来最大的两个月涨幅,道指在3月和4月分别涨了7.7%和7.4%。
欧洲股市也在周一升至近四个月来的高点,而亚太股市表现更为抢眼,中国香港、悉尼和新加坡等股市纷纷创下至少半年来收盘新高。
对经济复苏的憧憬也加速了商品市场的反弹。作为大宗商品风向标的原油价格过去几周持续走强,并在本周一举升至年内迄今为止的新高,铜等其他商品期货价格也纷纷走高。
周一纽约市场,基准的6月份原油期货上涨1.27美元,收于每桶54.47美元,不仅创下今年迄今为止的最高收盘价,更是去年11月24日以来的收盘新高。至此,油价已连涨四天。
与此同时,在经济复苏和需求回暖的预期带动下,其他各类商品价格亦普遍上涨。跟踪19种商品期货价格的路透/杰弗里斯CRB商品指数昨日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高,盘中一度大涨1.5%,至232点上方,为今年1月初以来的近4个月新高。除了原油,铜价近日也悄悄爬升至两周高点,大豆价格则连涨5天至近7个月来的高点。另外,黄金价格也在本周重上900美元大关,现货金昨日亚洲盘在902美元附近交投。 (上海证券报 朱周良)
亚洲行长: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触底反弹并开始复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5日在巴厘岛表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触底并开始复苏。
黑田东彦是在亚行理事会第42届年会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他说,亚洲目前正处在自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他相信,亚洲经济将能很快复苏,并比危机前更加强大。
黑田东彦说,韩国经济也已出现复苏的迹象,日本的工业生产可能已触底反弹,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可能会在明年年底前复苏。
他说,亚洲开发银行作为本地区机构,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亚行将增加贷款,重点执行刺激经济增长、资本流动和私营部门需求的方案。
亚行理事会本届年会4日开始在巴厘岛举行,来自亚行60多个成员的代表及金融机构负责人与会。会议重点讨论了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亚洲可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如何加强亚行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等问题。
亚行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现有67个成员,是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区域性多边开发机构。(新华网)
中国应争取重塑国际金融制度主导权
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声音在世界多个国家互相呼应。而改革的重心之一就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治理结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弱化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CBN日前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以及中国在这场危机和变革中的战略问题专访了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王建业在IMF有20年的从业经验,在其核心部门任职多年,参与多次金融危机的治理,熟谙IMF的运作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去年10月,金融风暴最为惨烈之际,王建业归国加入中国进出口银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调节机制已经失效
CBN:G20伦敦峰会前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和改革引起全球范围大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IMF的改革。你在IMF工作多年,请谈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IMF改革的关系。
王建业:我们知道,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以布雷顿森林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组织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国际金融组织里,IMF是比较特别的,它拥有185个成员经济体,是国际经济组织中唯一拥有对成员体经济和金融政策定期(通常是一年一次)检查特权的机构;它不是银行,它是国际金融合作社,它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债,不放项目贷款,不做以盈利为目标的投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IMF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处于国际债权人金字塔的顶端,具有受偿的优先权。在成立布雷顿森林组织的时候,设计者就将加入IMF作为加入世界银行的条件,以保证世界银行受援国宏观经济政策受到IMF的监督。
IMF因而在世界金融组织里面起到中心作用,IMF治理结构的改变将影响世界银行及其他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变革。国际金融制度的重塑从根本上来说是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甚至是结构性政策博弈的结果,这个博弈的正式场所在哪里?就在IMF。
既然IMF负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卫士和管理者的责任,其决策就必须反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IMF的决策不是一国一票,而是谁的份额越大决策权就越大。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东移,IMF的治理结构与当今世界经济现实严重不符,影响其合法性,使其作用边缘化。这是IMF改革必须考虑的事情。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美元、欧元为主的浮动汇率制度。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考虑的是本国情况,而它的货币是国际交易的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储备货币,有外部效应。本国的经济政策目标与这些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往往不一致。
二是自我稳定性差。因为在美、欧、日之外,出现很强大的势力——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大国,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过去G7或G3央行联手干预就可以稳定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但现在不行了。
三是很难持续。在一个只有两个主要储备货币的体系下,国际剩余储备流向的高度集中增加了资产泡沫形成的风险。此外,对一两个主权信用货币的高度依赖很难满足国际经济增长对储备货币长期稳定的要求。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调节机制未能促进国际金融不平衡的有序调整,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包括重塑国际金融组织。
中国增资IMF:借款最可行
CBN:这时候是不是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显得更加重要了?
王建业:是的。IMF在前几年被某种程度地边缘化,发展中国家不找IMF借钱,主要发达国家对IMF的建议置若罔闻。现在危机来了,人们又把目光投向IMF,希望一个经过改革的、更有效、更有代表性的IMF能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此外,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不可避免,资产泡沫也很难避免,在总结这次危机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加强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将有利于国际社会今后对金融危机的防范与治理。
CBN:中国将向IMF增资,你认为以什么方式最合适?
王建业:IMF增加可贷资金有四种途径。
第一是增加份额,涉及各国利益,程序复杂且费时间。
第二是增发SDR。SDR是储备资产,不是一种货币(只是可兑换货币的组合),目前只能用于IMF框架内官方账户之间的交易;因为涉及额外的交易成本,不能被用作投资、进口的支付工具;而且按照份额,最需要资金的穷国、小国分得少,增发SDR最大收益国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第三是向成员国借款。
第四是平行贷款安排,即贷款国在IMF贷款的同时,直接向借款国发放贷款,贷款国承担全部信用风险。相比之下,通过贷款方式向IMF提供资金,借款国的信用风险就基本由IMF承担。
目前最为可行的安排是借钱给IMF,借钱给IMF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双边贷款协定,例如日本对IMF的贷款协定:1000亿美元,一年期,可续期五年,SDR浮动利率。另一种是购买IMF债券。虽然到目前为止IMF从来没发行过债券,我国代表已表态,如果IMF发行债券,愿意考虑承购一定数量。我认为这样一来可在兼顾利益和责任的前提下,灵活掌握向IMF提供资金的额度;二是有助于外汇储备多元化,比买美国国债好,降低汇率风险,这一点在美元中长期贬值风险相当大的今天尤其重要。
CBN:IMF每隔5年要调整SDR货币篮子,下一次调整时,人民币有没有可能进入?
王建业:要想进入SDR,首先要是可兑换货币,因为SDR是国际储备资产。人民币什么时候成为可兑换货币,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关系的;除了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能够提供大量、多样、流动性强的人民币金融资产市场,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还有另外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健全,监管制度和水平与开放的资本和金融账户相适应。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还需要一定时间。
争取重塑国际金融制度的主导权
CBN: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应该如何作为,目标是什么?
王建业:短期目标,应该集中在IMF治理结构的改革及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的约束。IMF治理结构的改革主要是投票权的改革和高级职员的任命。由于IMF高级管理层独特的位置和拥有的信息资源,这一群体在国际金融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有着不可低估的无形影响。
而长期目标是过渡到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要争取国际金融领域里一定程度的主导权,光有经济实力不行,还需要有软实力。日本很早就是IMF的第二大股东,但影响力还不如其他一些份额较小的欧洲国家,这就跟软实力有关。话语权必须建立在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把握的基础之上,不但别人提方案你有反对的能力,而且你自己也能提出方案,你的方案必须符合实际,能够实现利益平衡,能够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支持。软实力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人才和研究能力,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进步。
朝前看,我对西方主要央行能否及时回收过量的流动性,防止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持怀疑的态度。我一直担心美国国债市场的可持续性。因此,要优化我国外汇资产的配置,扩大海外投资,特别是直接投资。当然,海外投资时应以企业为主导。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石仁坪 史远洋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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